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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秉釗:從生態的原則來選擇城市設計方式

時間:2014-09-23  來源:都市世界  作者:

 
李鐵:被誤讀的城鎮化 2013城市發展與規劃大會
2013年4月29-5月5日 張家界城鎮體系規劃
難題與對策:城鎮化的路徑選擇 長沙天心城市設計
 

【都市世界導讀】:2014年9月23至24日,主題為“生態城市,引領有機疏散”的“2014(第九屆)城市發展與規劃大會”在天津開幕。在大會前夕,都市世界編輯浦實對參會嘉賓陳秉釗進行了獨家專訪。

房地產處于黃金時代?白銀時代?

從字面上理解,“白銀時代”應當比“黃金時代”跌價了。如果這是針對“中國的城市發展”而言,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中央正推進“新型城鎮化”,中國的城市發展應該是步入黃金時代。如果是對“中國地產”而言那又是正確的。 自從2000年2月,住房實物分配全國正式停止,我國住房制度改革進入完全市場化后不久,2001年8月18日,第一個溫州購房團共157人浩浩蕩蕩開赴上海,5000萬元現金砸向上海樓市,三天買走了100多套房子。 近來不斷爆出的陜西房姐龔愛愛在北京擁有41套房,鄭州房妹一家有29套房、廣東陸豐房叔有172套房,江西副省長姚木根擁有十多套住宅,單北京一套毫宅就價值1.1億元。房爺、房姨、房叔、房妹……房地產顯然己經完全背離了居住的本質,毒化了社會風尚,吞噬珍貴的耕地資源。

2003.8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18號文件)將房地產定位為拉動經濟發展支柱產業之一。房地產業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中發揮著重大作用,以至于一旦經濟發展出現放緩,就以房地產來救市。

的確,房地產業的產業鏈長,它依托前向的主要產業有鋼鐵、水泥、陶瓷、玻璃等,這些產業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而房地產的后向產業是家用電器,衛生潔具等等,必然加大耗電、耗水……。將房地產與同屬高污染的石油化工產業比較,石化上游,煉油過程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可它的下游是塑膠和化纖,減少了對木材與棉花的消耗,對生態,低碳倒還有極積的作用,而房地產上下游全是負面的。在我國住宅建設過程耗能達總能耗的20%,耗水占城市用水量32%,城市用地中有30%用于住宅建設,耗用的鋼材占20%,水泥17.6%。顯然,房地產產業拉動的是高能耗、高污染、高耗地的產業。 因此,房地產顯然己蛻變成了“三高產業”(高耗能、高污染、高耗地)。由于它的高收益,吸走大量的資金,大大減弱了經濟轉型,升級的力量,釜底抽薪。所以房地產已經成為我國“城市低碳轉型與綠色發展”最重要的障礙之一。 浦實采訪/編輯

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斬釘截鐵地決心:“今年要淘汰鋼鐵2700萬噸、水泥4200萬噸、平板玻璃3500萬標準箱等落后產能,確保“十二五”淘汰任務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壓下來,決不再反彈。” 顯而易見是針對了什么。 以土地投入的粗放的發展已使北京成為霧都,霧幔半個中國,而房地產的急功近利,必然釜底抽薪,分流了大量的資源,延緩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而房地產主要吸收的是低端勞動力,拖累了勞動力隊伍素質提高。 因此,房地產進入白銀時代,甚至“黃銅時代”正說明我們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好事。 當然,作為民生基本的居住保障,“居者有其屋”,正常的房地產仍然是不可缺的。

從生態的原則來判斷城市設計的合理性

陳秉釗談到城市的設計注重指導思想的正確與否,一定要從以人為本,生態原則等來判斷是非。能提高城市的人居環境,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的設計就是好設計。例如近年許多城市在推動“綠道”建設,改善城市的環境,為市民提供休閑場所。又如,最近上海在用地緊張的市區,利用城市的一些“邊角料”的用地,組織“袖珍廣場”設計競賽,為人們提供公共活動空間等。所以組織這些“競賽”,關鍵在指導思想和正確的評判標準。例如在缺水地區、水蒸發量大的地區搞大面積的水景,顯然違背了生態原則。同理在提倡節能,減少碳排放的形勢下,而我們卻在做鼓勵私家車交通,擠壓綠色交通空間(步行、自行車道)顯然是方向出向題了。

北上廣類型的大都市要科學地提高城市容積率

生態城市總會令人聯想到清新的空氣、潔凈的水、滿目的綠色、愜意的居住環境……。這似乎和“緊湊城市”聯系不起來。其實緊湊的城市,減少了城市建設的用地,緩解了對山林,田野,大自然被侵吞的壓力。例如香港由于土地資源的極度稀缺,不得不高密度開發,但也正因為采取了高密度的開發,使得40%的山林得以留住,建成大片的效野公園。根據香港規劃,還將把這指標從40%提高到45%。

理查德•瑞杰斯特在《生態城市伯克利:為一個健康的未來建設城市》指出: “ ……高層建筑將不會造成緊張、嘈雜、難聞的氣味以及危險的街道,因為小汽車將很少需要使用,并且可以在城市的大部分地區被完全禁止,人們將創造出Ernest Callenbach在《生態理想國》一書中所稱的 “ 小汽車禁行區 ”(Carfree zones)。

聯合國人居署做過研究證明,隨著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人均出行距離則急劇減少,相應人均耗油數量也急劇減少了。緊湊城市土地節約了,能源減少消耗了,也就減少碳的排放,不是更生態了?

陳秉釗指出北上廣這樣大城市,一定要科學地提高城市容積率,(香港本島容積率高達16,美國是地大人少的國家,但在紐約中心區的中、下曼哈頓的毛容積率也高達15左右)。那么,如此集密的城區,交通問題就面臨挑戰。北上廣超級大城市交通問題唯一要靠發展公共交通和土地使用巧妙結合才能解決。即認真落實公共交通引導開發(T0D)的原則,將公共交通線路、站點的規劃與土地利用規劃互相反饋。在地鐵站周邊用地要高強度開發,土地要混合使用,讓就業、居住、購物、上學、就醫等沒施彼此靠近,減少交通量。這點香港有很好經驗,香港本島地鐵僅82公里,但在地鐵站周邊500米范圍內居住了36%的人口,在500M范圍內的就業崗位占50%;而香港城市進一步擴展,建設10座新市鎮后,他們更自覺地貫徹了T0D原則,因此香港全港地鐵為168公里,在地鐵站周邊500米范圍內居住了70%的人口,在500M范圍的就業崗位占80%。人們從家里乘電梯下來,走不遠就能進地鐵站;而出了地鐵站,走不遠就能乘電梯上樓到工作的場所,這樣人們自然不愿開私人小汽車。安全、準點、便捷,少用汽油了,汽車尾氣也少了,總而言之生態了。

區域利益束縛跨區域城市的發展

每個城市都有長處也難免有短處,因此城市應力求和周邊城市尋求長短互補,1+1大于2。這很直白的道理但在實際推行中常常困難重重,這主要是“一畝三分地”的小農意識難以自拔。 陳秉釗談到自己當年參加北京奧運會選址咨詢時,多數專家支持在北京與天津之間的亦莊一帶選址。這樣北京首都機場與天津機場到奧運中心同樣是40分鐘(當然還有其它有利因素,在此不展開),結果北京奧運會址還是選到了北邊。同樣北京第二機場久久難以選址,最終艱難地選在北京西南緊鄰河北,但主要是在北京市界內。而現成的天津機場卻始終末能獲得完分發揮。

這種跨區域的合作往往在各自利益的束縛下難以邁步。這點在國外也如此,在美國跨區域的協調發展也極少有成功經驗。在我國一些地區跨區域的協同發展已有一些成功經驗,成敗關鍵都指向上層次的領導機制的成與敗。在我國,由于中央的高度權威,這是我國體制的最大的優勢,是中國邁向成功極有利的要素。自從今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京津冀一體化”座談會后,有力地推動了京津冀一體化的步伐。中央已決定成立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張高麗任組長。說明在關鍵的問題上已取得突破。

中國華北地區是我國環境污染的重災區,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對京津冀一體化提出了七點要求,其一就是生態問題,區域的聯防聯治無疑是重要內容之一。

提高中心城區支路網密度治療“寬馬路”頑疾

道路不通暢,無疑路太窄,拓寬馬路天經地義,這是普通人的質樸的邏輯,無可非議。然而這幾乎己成了許多城市建設決策人的邏輯,加上近年許多城市領導人為了城市形象,對政績的追求,道路比寬度、爭氣派,美其名“20年不落后”。中國的“寬馬路”頑疾難治!

我國《城市道路交通規劃設計規范》對路網密度規定:快速路 0.4-0.5km/k㎡,主干路0.8-1.2 km/k㎡,次干路1.2-1.4 km/k㎡,支路3-4 km/k㎡。可見,道路等級越低,密度越高,這如同人體的循環系統,主動脈只有一兩根,而毛血管密如蛛網。人習慣走近路,但因無支路難抄近路,這是,人為地把交通都吸引到少數幾條大馬路上,馬路再寬也得堵。健康的路網結構是主、次、支道路合理級配。北京是典型的寬馬路,缺乏支路的城市,不僅交通堵、寬馬路還讓人穿馬路時膽戰驚心,沒有安全感。 很高興看到,上海新的控制性詳細規劃技術規定已將中心城區的支路網密度從3-4提高到6-7,壓縮城市道路的寬度。

北京是我國地鐵起步最早的城市,但卻被上海拋在身后,北京地鐵太約450KM,上海已近500公里,但是,北京市的面積可是上海的三倍啊! 北京地鐵網密度不夠同北京支路網密度不夠一樣都是北京交通問題關鍵之一。巴黎、倫敦、東京、紐約等,他們的地鐵系統是多層次的,除普通地鐵線外,還有快線、郊區線等。如東京除地鐵外還有郊區鐵路1000多公里(另有數據是2000KM)。交通設施建設一定要超前,因建設周期長,等交通需求來臨才動手建設就來不及了。倫敦是150年前就開始建地鐵(1863年),紐約是1868年建地鐵,就連瑞士的洛桑也在1877年就建地鐵了,我們總是被動地,被逼著上馬。

陳秉釗認為地鐵要成網才能顯現效益,但網是要一步步的編織起來的,不能苛求建一條就馬上改變局面。“先地下后地上”這是城市建設的重要經驗和教訓,正如李克強總理指出的,城市建設不能只顧面子,更要重“里子”城市基礎設施就是里子。

從學術研究到理論實踐

陳秉釗感嘆九年的“城市發展與規劃大會”始終如一關注中國當前城市發展的關鍵的問題進行交流,尤其是生態城市方面,影響力不斷擴大,活躍了學術氣氛,提高了學術水平。大會還邀請部分官員參加,有助改進政府的工作。同時,陳秉釗坦言“城市發展與規劃大會”也許以學術界人士間的交流為主,但應吸收更多官員參加,以便將正確理念應用到實際工作中,改進行政,如此舉辦城市發展與規劃大會的作用就會更大。

最后陳秉釗希望“城市發展與規劃大會”今后加強理論實踐內容,增加大會影響力。光做學術研究不夠,學者更要走出象牙塔,到群眾,到政府,到主政圈中去發揮作用。學術研討歸根到底是為改進實際工作有所邦助。列寧說“一部綱領勝于一步行動”。李克強總理也說“干一寸勝過說一尺”。理論和實線結合要堅持,提高理論水平,又改進實際工作,兩者互動效果倍增。

浦實采訪/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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